第七章 “五·七”干校生涯记录

李丙需回忆录 2017-06-021admin

第七章〓“五·七”干校生涯记录

我去“五·七”干校的决心很大/邬吉成首长要去,别人阻拦都阻拦不住/汪东兴首长要办好“五·七”干校,说:“只要我活着,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谁料,去的还有特殊人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1978年1月23日的党委会议上,研究了当年警卫局人员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轮训的问题,并大致定了一下人数和人选,汪东兴首长亲自点名要武健华和邬吉成两名副局长带队去干校。
此时,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出现的“五·七”干校这一“新生事物”,在国内多数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即便没有消亡,规模也大大缩小,性质也大为改变。唯有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依旧保持着当初创时期的规模,并始终在初创的地点坚持着。
为了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持续办下去,除了一部分大约几百人长期在“五·七”干校工作外,每年要从中央办公厅各机关抽调出两三百人,到“五·七”干校轮训。就在当年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汪东兴首长还说:“只要我活着,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
在1月23日的会议上,汪东兴首长说让我们选定的这批轮训人员由邬吉成带队一块儿先走,武健华要等手头上的工作结束了才能走。但实际上武健华当时根本就不可能上“五·七”干校,警卫处改回局建制后,他的兼职很多,还都是核心部门主持工作的职务。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党委委员,警卫局副局长,兼着办公室的主任,警卫团当时改称警卫师,他担任警卫师的政委,还兼了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办公室的职务,我还听说当时要写个什么材料,也由他负责,所以他最后没有走成。
实际上当时邬吉成副局长也有不少工作要做,恢复警卫局后,司令部刚成立,张宏同志兼参谋长,邬吉成兼副参谋长,姚湘娥任党委书记。张宏过去一直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带部队,工作性质比较单纯。而主管整个局司令部抓全面的警卫工作,要统筹调配警卫一、二两个处,负责全部中央领导、重要外宾的警卫,他们开会、活动现场和路线的警卫部署,和各个有关单位协调等,他都不太熟悉,所以他希望邬吉成副局长能留在局里,支应这方面的工作。
但汪东兴首长说邬吉成还是要下去,他说:“邬吉成可以晚一点走,去了以后,中间也可以回来。”邬吉成理解汪东兴首长坚持要他到“五·七”干校去的用意,因为邬吉成自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一直负责钓鱼台的保卫工作,而“四人帮”的主要成员都在钓鱼台住过,像张春桥、王洪文直至被隔离审查前还住在那里。江青几乎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钓鱼台度过的,邬吉成则曾经受命负责她的警卫,几度随她外出。
在一些人眼里,邬吉成副局长就成了“四人帮”的保护者了。特别是在批林批孔初期,江青硬派给他一个送材料的任务,邬吉成一是下级服从上级;二则严格依照组织纪律,事事必请示;三是照本宣科,从未羼入自己见解,而且邬吉成副局长自以为对被迫完成江青指派的任务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这些情况,汪东兴首长是很清楚的,但其他同志并不了解内情,认为邬吉成参与了“四人帮”的什么活动。汪东兴首长不便对事关邬吉成的纠缠多做解释,就让邬吉成到“五·七”干校避一段。人走了,议论自然就会消停些。邬吉成知道汪东兴的好意,就对张宏说:“你也别坚持要我留下了,就算是个口袋,我也得往里钻了。”
根据汪东兴首长的指示精神,我们警卫局、警卫师拟订出了到江西锻炼人员的名单,第一批59人,加上上一批锻炼留校的6人,共65人。其中干部35人,战士30人,由邬吉成、警卫局后勤部副部长兼三0五医院院长李志绥、警卫师司令部副参谋长韩庆余、警卫局办公室门诊部副主任顾英奇、四大队大队长徐敬起、警卫师三大队副政委王顺卿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带队。谁知,跟着我们警卫局和警卫师一起去干校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米士奇,机要局的严忠富,从北京军区装甲兵调来担任姚文元秘书的郭文,从沈阳军区调来担任毛远新秘书的沈兆璜、李凤云,从上海调来的沈少良、常本跃和王洪文的英语教师黄绍竑等,此时的人员达到了80多人。
我突然被通知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学习/走时,汪东兴首长专程带我们这批学员到上海等地参观/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干校学员1978年2月24日上午,张耀祠团长通知我说:“组织决定让你去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学习,明天8点出发。现在先到邬吉成副局长家里去一下,做些出发前的准备。”
我感到有些突然。这之前我也曾听说要有一批干部战士到“五·七”干校去,但从来没想到我能去,因为去的人员差不多都是很有些地位的人。我不能多问只好怀着疑虑匆匆向邬吉成副局长家里走去。
敲门进去,屋里面坐满了人。我一眼就看到汪东兴首长坐在中间。他穿一件半旧的草绿色军服,正很有兴致地给大家讲话,另有邬吉成副局长、狄福才副政委、王顺卿、小梅等同志围坐在汪东兴首长周围。邬吉成副局长示意我坐下,我就坐在王顺卿和小梅同志中间。邬吉成副局长见我坐下后,就给大家斟满酒说:“明天,咱们就要到江西学习去了,现在请汪东兴首长给咱们提几点要求。”
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到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学习的,还有狄福才、张耀忠、王顺卿、李福顺等同志。我的心情略微有点轻松,感到有这些熟悉的领导及战友同去,自己至少不会感到孤单。
汪东兴首长高兴地举起酒杯,说:“你们这次到干校学习,既是形势的需要,也是对你们的锻炼。希望你们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明天咱们到江西,途中还要在上海等地停留一下,参观一些地方,这也是个学习的机会,祝大家一路顺风。”
次日早起,我们都带着自己的行李,由汪东兴首长带领,踏上了由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汪东兴首长的爱人姚湘娥副政委和张耀祠团长专程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火车轰响着单调的声音往前飞驶,汪东兴首长、狄福才副政委在自己的卧铺里休息。王顺卿、李福顺、小梅同志在卧铺里看书。邬吉成副局长把我拉到他的卧铺上,和我闲聊起来。他问我:“你知道我们这次去江西沿途还要去哪些城市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会在上海稍做停留并参观一些地方,而且还会去杭州、金华等美丽的城市。”说着,他打开车窗,探头观赏沿途一掠而过的田园风景。
飞奔的列车急速向前。忽然传来了列车广播员的声音:“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面就要路过长江大桥!”
啊,长江大桥就要到了,我注目窗外,只见滚滚江流,直泻而下,白帆点点,飘荡在一片汪洋之上。雄伟的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当列车驶进桥面时,汪东兴首长和大家都站了起来,一齐走到车窗前往外观看。
27日中午,我们和汪东兴首长一起在餐车就餐。汪东兴首长风趣地说:“快到上海了,我们要吃得饱饱的,到上海后好参观学习喽!”他说话带有江西口音,那么一“喽!”,我们都憋不住笑起来。邬吉成副局长笑得最凶,汪东兴首长也笑了,他接着说:“你们到我家乡后,让我们江西老表给你们做饼子招待你们喽!”这又一“喽”把不爱笑的狄福才副政委也给逗笑了。
车到上海后,汪东兴首长认真地说:“要好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记好参观笔记。”邬吉成副局长和狄福才副政委宣布了参观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大家就簇拥着下车。
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早早派了专车在车站等候。大家乘车赶到上海大厦住下,市委负责同志就开始向汪东兴首长汇报工作,一直到晚饭时。晚饭后汪东兴首长带我们乘电梯到大厦最高层,观看大上海夜景。大上海的夜景真迷人啊!只见一片灯光灿烂,犹如一片明珠汇聚成的海洋。大家赞不绝口指指点点地说,那是外滩,那是南京路,那是黄浦江……
汪东兴首长问我:“小李,上海怎么样?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了想说:“上海比北京还要繁荣,上海的楼比北京密集高大。上海人山人海,花花绿绿,景色迷人。”
汪东兴首长点点头说:“是啊!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上海大厦共有二十四层,是上海最高的一座大厦。但最重要的是上海具有光荣传统,永久历史,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就是在上海召开的。毛主席、周总理最初闹革命时,都在这儿住过。”
第二天上午,我们步行到了南京路。汪东兴首长接见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同志们,勉励他们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之后,我们又到了黄浦江畔。这时,沁凉的江风吹来,我看汪东兴首长有点冷意,就赶快给他披上了军大衣。我们漫步在黄浦江畔的码头上,满江的汽笛声此呼彼应,一声接一声。满载货物的轮船从江面上匆匆驶过,犹如贴江而飞的水鸟。黄浦江多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正朝着一个希望的目标飞跑。
下午,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陪同汪东兴首长参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会址等地,我们也一起前往。汪东兴首长参观后,满怀深情地给我们讲述了“一大”会议的历史。参观结束时,狄福才副政委安排我们在会址门前合影留念。
在上海短暂停留后,汪东兴首长有急事返回北京,我们即离开上海继续南行。2月29日上午我们顺利到达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干校的一切都是军事化,一到校又是进行入学教育,又是校史展览/听说毛主席很关心这个干校,说:“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并让他的女儿也去到了“五·七”干校,和我们一样在田间劳动我们到达进贤县火车站的时间是中午。下车后,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行装步行10多里路,直接到我们所在的二连驻地。后来,干校的连队向警卫师内的设置靠拢,二连被改称作二大队。
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是于1969年1月创办的,当年是白手起家,自己搭稻草棚,自己打石烧砖盖房子,自己在青岚湖畔围湖造田。在被围垦的这一大片湖滩里,主要是种植水稻,被称为“五七田”。我们所在的二连的驻地,就在五七田的最北边缘。
一到学校,干校的政治处为我们这些新来轮训的人员,制定了一个为期10天的入学教育计划。10天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天上午,由干校的领导做“五·七”干校的全面介绍。午饭后看校史展览,参观初创时期住的稻草棚、当地老百姓的小阁楼、“五·七”大堤、“五·七”田。后来,又看了反映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发展历程的电影纪录片《熔炉》。如今大概除了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单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经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们,大概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部长达4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了。
第二天上午学习相关的文件,下午是学习讨论,晚上依然是学习讨论。第三天上午,是由学校聘请的几位贫下中农老师给我们做报告,下午是讨论,晚上讨论“五七战士守则”。第四天参加了一整天的劳动。第五天上午,我们到“五·七”干校的校办工厂参观。这个工厂生产晶体管,有一些军工合作项目,还有就是农业机械的生产和维修。
在第五天的下午,全校就进行了春插的会战动员和会战前的准备。实际上此刻春插远未开始,而是刚开始整理秧田,播种育秧。但在江南农业生产流程上,从早稻开始育秧到早稻插秧完毕,都属于每年的第一个农忙季节“春插”。
干校一切都是军事化的,校以下的各单位都称连队,后来称大队,每个连队又分为几个排和十几个班;干部也是连长、排长、班长那么叫。早晨喇叭里播起床号起床,吃饭也是排队集体到食堂,出工下地排队,全校性的集中到某处活动各连都是列队而行。
因此,农业生产的用语和日常的许多用语,也都军事化了。大的农业季节中的几个阶段,常常被称为几个“战役”。逢“春插”、“双抢”、“秋收”等水稻生产的大农忙时节,非水稻连的连队也会来支援,这就被称为“会战”。
在入学教育的第六、七、八三天里,我们的学习内容就是参加会战。第九天的上午,我们进行了会战小结。下午,连队里向我们介绍全年的生产计划,进行讨论。最后一天,我们上午先是在连队进行交流,下午则在全校进行会战交流。
我们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有10页,每个人都有一份。内容包括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毛主席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主席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主席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做的几次指示;华国锋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
对下放劳动,对办“五·七”干校,不论人们今天或以后会怎么看,但对它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创始的初衷,我想通过这份学习材料,还是可以了解一个大概的,所以我把材料中和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直接相关的当时党内最高领袖的话,原文录在这里:
毛主席的三条:“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毛主席专门谈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时说的几句话:“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存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华国锋对有关“五·七”干校的讲话:“要办好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干校,都是毛主席肯定了的。“五·七”干校主要是轮训干部……”““五·七”干校,是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种锻炼教育干部的新型学校。有计划地让干部轮流到“五·七”干校锻炼,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认真读点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路线觉悟,在艰苦的劳动中培养、锻炼干部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是我们党的干部不可缺少的一门重要课题。对“五·七”干校,毛主席曾经作过充分的肯定。轻视“五·七”干校,认为“五·七”干校比别的学校低一等,或者可有可无,甚至要把它取消的想法和行动,都是非常错误的。‘四人帮’把“五·七”干校当作惩罚干部的场所,这是他们破坏毛主席《五七指示》,摧残革命干部的罪行。
中央认为,党校和“五·七”干校这两类学校的目的、作用,应当有所分工,有所侧重,都应该长期坚持,认真办好。应当使每个干部在他们被抽调去两类学校学习锻炼的时候,都能够高兴地、自觉地、精神饱满和斗志旺盛地接受和努力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和锻炼任务。”
在“五·七”干校里,狄福才副政委和邬吉成副局长被分配到大田排/我在备田班里种田,每天拉粪、犁田、耙地/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名气很大的人〖HT〗
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校部在江西进贤县县城,下属连队在郊区。距县城大约有五六华里路,有一座十里长堤,拦腰把青岚湖截住,围出了一大片水田。这片水田就成了我们劳动的场所。据说这条十里大堤,是“五·七”干校成立时由学员们拦湖建成。可以想像当初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五·七”干校按部队编制,分三个连:一连在校部,为机械化连;二连和三连在距校部四五里地的外边。这里的学员来自中央办公厅机关的干部和军人。汪东兴首长任“五·七”干校的名誉校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余光任“五·七”干校校长。其他管理人员,是几位老将军,如毛主席的卫士长孙勇等。到“五·七”干校来学习的人,什么人都有,既有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人,也有很普通的一般人;既有年过六十的老人,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校时间也长短不已,有的已在这儿住了八九年,有的则在这儿才几个月,突然一个通知就回了北京。有的单身住在这儿,有的却全家都在这儿。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凡是在这儿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人。
我到“五·七”干校后,即被分到了二连,和狄福才副政委、邬吉成副局长一个连。连里分两个排:一个叫大田排,专门在地里干活;一个叫后勤排,负责连里杂事。排里又分班,如后勤排分牛班和备田班。牛班专门喂牛、养牛,备田班专门在田里劳动。我初开始和两位首长分到了一起,一起吃住和一起劳动。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月后,把我调到了后勤排备田班。排长是赵广召,副排长是王林。狄福才副政委和邬吉成副局长则分到了大田排,成了排里的战斗骨干。
我们连大约有30多间房子,分成几栋形成一个院落,围墙不是太高。连部的大食堂设在最后一排房子的六间屋里,大门口的墙上挂着二连的木牌。连部有一台电视机,每晚大家都来看,当地老百姓有时也来看。还设有一个图书室,专门有个人在这里管理图书。
和我们一起来的王顺卿担任我们连的政委。我们排的排长是赵广召(现仍在中央直属工作委员会工作)。副排长是王林(他现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王林长得很帅,还担任我们备田班的班长。在这儿的人,不分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劳动。但也有例外,如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因为年龄过大,虽然分在我们排,但基本上没催他干过活。
初到干校那天,邬吉成副局长在汽车上就告诉我:“小李,到校部门口时,交给你一项任务:把咱们这批学员组织好,行动要军事化,由你带队,组织大家呼口号。口号内容,由狄副政委告诉你”。这时,狄福才副政委拿出一叠材料,走到我的座位前,把一张写满口号的稿纸交给我,说道:“小李,你先把口号熟悉一下,到时队伍要组织好,口号要喊得响亮、整齐。”
我得到首长们的信任,心情也很愉快,高兴地说:“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
下车后,我拿出平生本事,迅速把队伍组织好,大家也都很激动,像一群小学生,一边很整齐地走,一边跟着我喊:“向老‘五·七’学友学习!向老“五·七”学友致敬!”校部门口有一群人,列队站在路两边敲锣打鼓欢迎我们。他们高呼:“坚决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向新学员学习,新学员辛苦了!”一时气氛热烈。在热烈气氛中,我们进入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校后的第一天,干校召开了动员大会,对新学员进行光荣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我代表新学员在大会上表示了决心。接下来学校给我们发了很多教材和学习材料,主要靠我们自学,干校并不组织我们专门学习。我们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劳动,干校种了几百亩水稻,一年两茬,后改为一年三茬,我们平地、插秧、收割、锄草等活什么都干。
干校食堂每天吃两次大米,只有晚上才能吃点馒头,喝点面条汤。那里的鱼很多,水田里只要稍作努力,就能抓到半斤四两的鲜鱼。食堂用的菜,也是学员们自己种的。干校专门开有菜园地,平时专门有两个人在那里看守,像大相国寺鲁智深的任务一样。
干校的住宿条件相当简陋。夏天每人发有蚊帐,但都又破又旧。这里的雨水特别多,平均三五天就下次雨。因此夏天蚊虫叮是一大害。这里的蚊子特别大,一叮就能起个大疙瘩又疼又痒,好几天消不了肿。白天又特别热,有人形容热得程度说:“抓把牛屎贴在墙上就干了,蚊子叮住就是碗一样大的疙瘩。”再加上农田里的繁重体力劳动,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说句实话,那些曾经在北京担负着领导工作的老将军们,在这里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但他们似乎并没任何怨言,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不怕,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抢着干。就连毛泽东主席的女儿也是一样,她在“五·七”干校干得十分出色。始终没有因自己是主席的女儿而搞特殊化。每当看到他们这些人,我心里总有些不忍,既同情又敬佩,总是把他们手中的活抢过来自己干,把他们的脏衣服抢过来洗净晒干,帮他们打水扫地搞卫生,帮他们整理些学习材料。这样我很快就和几位老将军们及很有名气的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邬吉成带队的任务已完成,他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像个泥人,在一尺多深的泥水里拨秧苗/一天春插,雷声好像在我们身边炸响入校教育完成之后,我们这些从北京刚来的轮训人员,就编进了连队的班、排中。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年龄等情况。对年纪大、身体弱以及一些女同志,稍有照顾,分配在副业生产班、排,种菜、运输或在食堂帮厨等,大部分同志下大田从事水稻生产。
经编排之后,我和邬吉成副局长、狄福才副政委分在了一起,住在了一起,劳动时干得也是一样的活。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月后,我又被调到备田班,和李志绥住了隔壁。这时邬吉成的带队使命也就算结束了。我们这批轮训的人中,只有警卫师三大队副政委王顺卿、警卫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马洪进,被委派参加连队的领导工作。邬吉成副局长没有在“五·七”干校和连队里担任任何职务,而以一个普通五七战士的身份和大家一起锻炼。但多数时候,校领导班子开会、连队领导研究问题,仍叫上他参加,他成了一名不在学校领导班子的领导成员。
这一年邬吉成副局长已经年过半百,但仍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参加了育秧、插秧以及后来的收割、扛麻袋等各项重体力劳动,他很自豪还能和我们一拼,样样都不落后于我们。
从入校教育参加会战,我这个生在北方长在北方的人,开始领略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当时还是春寒料峭,育秧的工作就已经开始,育秧的第一道工序是整秧田,要放水把秧田泡软,打垅整平,施上底肥。然后把经过农药浸泡和窑晤抽芽的种子,均匀地播在秧田里,覆盖上塑料薄膜。
育秧阶段秧田水位的高低,秧田的干湿度,塑料薄膜内的温度,适时地晒秧的掌握都有讲究。如果碰上连绵的阴雨天气,就特别容易出现烂秧。这样就得赶紧重新浸种育秧,否则就可能耽搁了季节。这个农业生产环节,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完全靠老五七战士手把手地教。
秧育好了,名副其实的春插就快开始了。大片的稻田被翻耕一遍,灌水整平。此时干校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以往靠人力、畜力的大田翻平,现在全用上了拖拉机。以往的手插秧,也大部分靠机械插了。人工的活主要是拔秧,一人一个小木板凳,坐在秧田里,把秧拔起,把根上的泥洗净,捆成一把一把的。
坐在秧田里拔秧,两腿长时间陷在尺把深的泥水里,在三、四月份,特别是时有寒流袭来,还是让人感到冷,因此我曾建议尽量不要让女同志干这样的活。但干校和连队的领导都不同意,说老五七战士们历来都是这样干的,下来轮训就是要吃苦,不然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在春插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大型插秧机上填秧。江西的春季是多雨的季节,大雨一来,雷电交加。在南昌以南我们干校所在的进贤这一带,是有名的低雷区,我们干校就曾有人被雷击受伤的先例。大型的插秧机是个金属的庞然大物,是很容易遭到雷击的。但为了抢时间,机插工作在雷雨中一般都不间断。我们坐在插秧机上,不断把秧填进秧匣,任凭大雨如注,闪电把昏暗的天幕撕开一道道刺眼的裂隙,雷声就像在我们身边炸响,大地都为之震撼……
我在干校经历了种植水稻的全过程,这是个最大的收获/校方对女同志和老同志还是有照顾的/学校常出现“五七战袍”,常有几封有“问题”人写的交代信,从干校发往北京〖HT〗
我们到干校以后,知道了1978年要种900亩双季稻,1700亩单季稻,主要是种植杂优水稻品种,总产量要达到2500万斤。要想保证达到这样的总产量,关键是种好亩产高的单季中稻。
当时校方为了保证中稻插秧的质量,提出要少用机械,多靠人工插秧,说是机械插容易漏秧和漂秧,机械拨爪容易损伤秧。这样一来,劳动强度很大,进度也缓慢,特别是我们这些新来轮训的人,本来对水稻生产劳动就生疏。
看到我们连队有5台插秧机都闲置在那里不用,邬吉成副局长觉得这样不合理,建议既然购置了机械,就应该物尽其用。插得好坏可在实践中检验,还可用人工来补漏秧和漂秧。但校方和连队还是强调艰苦锻炼,向老五七战士看齐。
然而,这一次我们没有轻易放弃我们的观点,而且有些老五七战士也赞成我们的主张。就这样,我们把5台插秧机都用上了。开始由于对机械性能不熟悉,漏秧漂秧比较多,但我们不断摸索,逐渐掌握了规律,不仅漏、漂秧少了,还大大提高了效率,同时因为减轻了劳动强度,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结果春插任务提前数日完成,最初反对机插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机插的效果。
春插战役结束后进入正常的田间管理,劳作不是那么紧张了。但我们这批轮训人员中,有几个属于有“问题”的人,因为过去在“四人帮”身边工作,被认为与一些事件有牵连,还需要继续审查讲清楚。
主要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是上批轮训留下的警卫局办公室副主任王映昌,还有这次来的马洪进和王顺卿。他们经常要找这几个人谈话,让他们交代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当时工作的一个重点对象,是迟群的秘书。这方面的工作情况,每隔一段或有新进展,就写信向北京汇报。
当最热的仲夏来临,每年农业生产最繁忙的“双抢”也就开始了。虽说我们轮训期间,双季稻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毕竟还有几百亩。实际上劳动强度稍微大一些,并不是太让人发怵,真正让人感到难以适应的是江西的高温。
江西省的南昌市,是全国有名的几大火炉之一。我们干校所在的进贤县,则在南昌的南边,气温比南昌还要高。中午时分,水稻田里的水被晒得踩下去都烫脚;温度计放到太阳底下,马上就顶到了头;人们开开玩笑说:把玉米饼子贴到墙上都能烤熟了。
进贤的天气还特别怪,一过中午,风就好像被老天爷收藏起来似的,连轻柔的柳条,都不见一丝颤动。人在无风的闷热中就像在蒸笼里一般,即便是躺在床上不动,汗水仍然浸湿了竹凉席,浸湿了床板,滴到了地上,再累再乏也会把你一次次热醒。
而在热日下干农活,汗水更是不断地向外涌。水刚喝进去,马上就从汗毛孔里淌出来了,湿透了的衣裳,贴在身上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在这里锻炼了多年的老五七战士们,干活时都不穿上衣,而是将白色的布尿素口袋拆开,像披风似的披在肩上,他们把这叫“五七战袍”。
我们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尿素布袋拆了披在身上。尿素袋又薄又轻盈,透气性也很好,随着你干活时起伏抖动,一扇一扇的不贴身,确实舒服多了。怪不得老五七战士那么喜欢披这“五七战袍”呢。
在“双抢”之后,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秋收”了。当这最后一个战役结束,我们就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农业生产全过程。我个人觉得: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长时间坐办公室后,拿出一年半载,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锻炼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经历这种锻炼才会真正地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没有这种和人民群众的近距离接触,没有甘苦与共的劳动生活,不脱离人民群众只能是空谈。
在轮训期间,对大部分年富力强的人员,我们都能经得起艰苦的生活和劳动考验。但对一些年纪稍长,身体情况不是很好的人,学校还是有照顾的。例如对李志绥,因为他过去较长时间担负毛主席的保健工作,年纪也算是比较大的,就没有让他下大田参加水稻种植劳动,只是分配他干一些由老弱病人员干的活,喂喂耕牛,也在医务室帮助看看病。
当时“五·七”干校的领导出于对李志绥的关心,提出调他到校部医务部当医生,他本人也愿意去。但我们到“五·七”干校来,就是参加农业劳动锻炼的,到校部医务室当医生,整天坐在房间里等着病号上门看病,与农业生产完全脱节,就失去了来干校的意义了,所以邬吉成副局长就不太同意。
邬吉成副局长把他的看法直接对李志绥讲了,还对他说:“你每天晚饭后,就吃一把安眠药,走路摇摇晃晃,我们担心你出事,老派一个战士跟着你。到了校部,没这个条件了,你要出了事了怎么办?这样,他就没有去校部医务室。
在干校里,我常常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精明干练的老军人/他常常穿着一件油渍污损的军衣,开着一辆四轮车拉东西或在田里犁地/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孙勇将军,是毛主席的卫士长,曾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在南方稻田里干活是跟水打交道,和我们北方人在田里干活大不相同。因此初到干校我经常把衣服弄脏弄湿,跟个猴子差不多。
有天我跟大伙儿在田里平地,刚开始就把衣服上弄满了泥巴。这时一位开拖拉机犁地的老军人走过来,亲切地说:“小伙子,要注意哟。”这位老军人我见过,他在我们来的那天,在动员大会上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是位学校领导。但又常见他开着拖拉机或四轮车,到大田里拉粪或犁地,身上穿的那件军衣,总是油乎乎的。在大田里干活,中午由食堂送饭到田头,他也跟大伙一样,蹲在地上吃饭,从来不见有特殊的地方。
这天,我又有了一次机会和他接触。因为犁田的时候,拖拉机不知怎么坏了,他钻到拖拉机下修理,就喊我给他帮忙,修了好长时间,拖拉机也没有修好。这时已经中午了,食堂里把饭送到了田头,大伙儿都停了手中的活,到田头吃饭。有人喊道:“孙将军,吃饭喽!”他答应一声,但仍没有停止干活的意思。每天吃饭的时间是有规定的,我害怕去晚了饭可能就吃不上了,但又不能撇下他自己走。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在车下对我说:“小伙子,你先去吃饭,回来给我捎几个肉包子,”于是我就先到田头吃饭。我很快吃完饭,用布兜给他包了几个馅馒头,还特意舀了碗汤,端到了田里。他从拖拉机下爬出来,几大口先喝完汤,然后吃包子。吃完后,他又爬到车下修起了拖拉机。等大家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又到田里开始干活时,他已把拖拉机修好了。
那天晚上,我从邬吉成副局长那里打听到,原来他叫孙勇,是毛主席的卫士长,从延安一直跟到毛主席晚年,后来,他就到了“五·七”干校,在这儿好几年了。他的游泳技术很高,曾和毛主席一起畅游过长江。邬吉成副局长还告诉我:孙勇将军的一家都在这儿,他大儿子孙延龙就在我们连队。
没过几天,我就认识了孙延龙。他和我年龄相仿,不久,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整天形影不离。有天下午,我们在田里干了一天活,收工后孙延龙对我说:“今天县城里有好电影,我父亲留了两张票,想让你和张顺去看电影。”我很高兴,说:“那咱们吃过饭去吧!”孙延龙说:“我和家里说好了,今晚在我家吃饭,吃饭后咱们开车到县城去!”我有点不好意思,说:“那怎么行,这么多人到你家吃饭!”孙延龙说:“没什么,走吧!”这样,我们只好向连部请了假坐上小拖拉机,由孙延龙开车,向校部驶去。到了校部,孙勇将军已在门口等我们,一见我们,他就说:“听说你们要来,我早把饭准备好了,为啥这么晚?”我说:“在您家吃饭多不好意思!”孙将军笑了。
那天晚饭是鱼和面条,味道很好吃。我和张顺同他们一家人吃过饭,孙延龙开车,一起去看电影。
孙将军非常乐意助人。1978年,物资还相当紧张,在我的家乡搞不到缝纫机,但在江西却很好买。我的父母给我来信,让我给家里买一部缝纫机。不知怎么孙延龙看到了我父母的信,给他爸说了。孙将军当即掏出180元钱给孙延龙,让孙延龙替我买了一部缝纫机,直到孙延龙把缝纫机买好后我才知道,所以只好收下。但等我把钱还给孙延龙时,他却说什么也不肯收。缝纫机还是孙延龙帮忙运到县城火车站,托运回我老家的,半年后他才把钱收下。
夏季的一个星期日,天热得要命,连里也没有什么活动。吃过午饭,我和赵文山同志相伴去找孙延龙。刚好碰见孙勇将军坐在一块阴凉的地方看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我忽然产生让孙将军带我们去游泳的念头,跟赵文山一说,他也很高兴。其实这个念头从我知道孙勇将军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就有了,但一直没有遇到好机会。
我和赵文山走近孙勇将军,说:“孙将军,今天您带我俩去青岚湖游泳吧!”
孙将军似乎也很有兴致,站起身来说:“走,跟我来。”
我俩高兴极了,跟在孙将军身后就往青岚湖走去。
半个小时后,我们已跑步到了青岚湖边。
这时只见湖面一片碧绿,微风吹来,绿色的水面涌起一层一层浪花,渐渐地推向远方,湖水的涌动声哗哗地响着。孙将军站在湖岸上,并不急于下水,他回头对我说:“小李,在青岚湖游泳,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看湖面平静如镜,其实可是水急浪大,你们俩的技术怎么样,要是出了事故我可不饶你们。”
“行!”我答道。嘴上这么说,其实我心里却有了另一层担忧,那就是和孙将军这样年纪的人游泳,要是孙将军出了事故,我俩可就无法向组织交代了。
孙将军见我们并不害怕,就说:“要注意安全,不要着急,大胆细心,跟着我,我怎么游,你们也怎么游。下水!”
我抖擞精神,和赵文山一起随孙将军下了水。紧紧地贴近他向前游去。孙将军开始游得很慢,一边游,一边给我们讲些游泳要领。他一会儿侧泳,一会儿蛙泳,不紧不慢,游泳姿势矫健有力,非常漂亮。游了一会儿,他忽然变得快起来,一眨眼功夫,我忽然看不到他了。我心里咚咚乱跳,真害怕会出什么事。好在他很快就出现在了水面上,且距我们很远了。我和赵文山赶紧跟上他,我说:“孙将军,没事吧!”他说:“没事,这比当年和毛主席畅游长江差远了。”我不由地说:“孙将军,您的游泳技术可真棒啊!”他笑了笑说:“年龄大了,岁数不饶人啊!”
大约游泳到六七里路的时候,我的腿突然抽起筋来,疼得我咬着牙,不由落在了后边。我大声喊:“孙将军,我的腿抽筋了,游不成了。”孙将军听见我喊,赶紧游了回来,他拉住我的手,帮我活动活动腿,又在水面上休息片刻,我的腿好了后又继续向前游去。
赵文山的游泳技术比我强,他一直在孙将军身边自由自在地游着。
孙将军说:“小李,看来小赵游泳比你强啊!”
我说:“孙将军说得对,小赵确实比我游得好。”
正说着忽然水面上掀起一个浪花,孙将军又被大浪淹没了,我和小赵赶紧拉住了孙将军。大浪过后,孙将军甩了甩头说:“不要紧,不要紧!”但我和小赵却不敢大意,紧紧护卫在他的两侧,保护着他的安全。
十里青岚湖,很快被我们游完了。
上岸后,我们三人坐在堤坝的草坪上,领略着青岚湖畔的风光,分享着游泳后的喜悦。孙将军面向青岚湖,想着心事。
在青岚湖畔,孙勇将军给我讲他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讲他给毛主席当卫士长……〖HT〗
夏日的中午,青岚湖畔一片宁静。
我们和孙将军坐在湖畔的草坪上,湖风吹来,一阵凉爽。我看孙将军静坐不动,凝望着湖面一声不吭,就有意打破沉闷空气,问道:“孙将军,您想什么!”
他感慨地说:“我在想当年和毛主席游长江的事。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每当我想起当年的事,心里总是酸酸的,我想他老人家啊!”说着,这位老将军眼里闪着泪花。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没有等我们提问,就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HTK〗那是1956年夏季,毛主席到广州视察,在距广州不远的一个小岛上,天很热,海风也是热的。那时候我们也想了好多办法,想把温度降下来,让毛主席凉快一点,但没有用。毛主席后来提出来说:要去游长江。毛主席先到长沙,他要游湘江,因年轻时曾多次游湘江,所以游湘江很顺利。当人们赞扬他游泳技术高时,毛主席说:“湘江不算什么。我还准备……”毛主席突然不说了,他是不想暴露自己要游长江的秘密。
果然,当他提出真要游长江时,陪同他的领导们都吓坏了。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同志都不同意。
毛主席说:“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不游游它,我毛泽东对不起中华民族哟!”
别人说不服毛主席,就让罗瑞卿来说,因为罗瑞卿是负责国家领导人安全的。罗瑞卿对毛主席说:“主席,我不同意您游长江,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您去游长江,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毛主席说:“你可以不负这个责任嘛!”
罗瑞卿争辩说:“那不行,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这个大警卫员的任务。”
毛主席急了,说:“什么大警卫员,你去警卫国民党好了,不要禁我游长江。”
罗瑞卿并不害怕,接着说:“主席,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游长江这么大的事,要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同意的。”
毛主席烦躁起来,大声说:“你们无非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们怎么知道我会被淹死呢!”
毛主席发了火,罗瑞卿也没办法。汪东兴、王任重也来说服毛主席,毛主席说:“你们都是说些废话,蠢话。”但是,别人都不同意毛主席去游长江,他也去不成。
毛主席见小警卫员和大警卫员都不支持自己,就告诉警卫中队的韩队长,让他试一试,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韩队长也不同意毛主席游长江。他到了长江边,问当地的老百姓,当地人也说不能游。韩队长把这话对毛主席一说,气得毛主席大声喊我的名字:“孙勇!孙勇!”
我赶紧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一见我就吩咐说:“你去看看水情,我就不信长江不能游。”
我立即下到长江,在长江里游了一阵,觉得凭毛主席的水性,游长江应该是没问题的。因此我就给主席汇报说:“主席,我看可以游。”
主席听了我的汇报,终于得到了说服别人的理由,当即带着我到了长江边。我陪着主席在长江里游了一个来回,游得痛痛快快的。游完长江主席显得非常精神,也非常高兴,当时就召集部
分省委书记开会。开完会没休息,就飞往北京去接见外宾了。在接见外宾时,他说:“罗部长不让我去游长江,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长江也是中国的江嘛!我们一游就是16里!记住,明年的这个时间,我们还要去游。把罗部长拉下水。”说罢,毛主席高兴地哈哈大笑。那时,他是那样天真。
但是有谁知道,毛主席去游长江时,罗瑞卿同志捏着一把汗。在游长江前,罗瑞卿同志一再叮嘱我,要我务必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我陪毛主席游了长江后,毛主席也特别喜欢我,我的警卫工作也开展得很顺利。而韩队长却自那时起就离开了中南海。说到这里,天色已不早了,我们赶紧往校部赶。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想着孙将军终生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立下了无数功勋。但在花甲之年被派到“五·七”干校,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在大田里出力流汗,泥一把汗一把,太辛苦了,今后我应该多照顾他的身体。
狄福才副政委也是我们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员战将/在干校里,这位战将从大田排调到牛班里,细心照料那些牛儿,工作任劳任怨我和狄福才副政委的接触,早在刚入伍时就开始了。我刚入伍时,在操场上训练,课目是踢正步。因为我那几天腿有病,两星期没参加训练了,所以动作不够规格,踢步高度达不到标准。正好他检查工作到现场,看见我这个样子,很恼火。他对我们班长大发脾气,说:“训练这么长时间,这个兵是怎么训练的,动作这么差。”训完了班长,又把我拉出队伍,进行单个训练。别人都收操了,不让我回去,陪着我在操场上训练。还说:“训练赶不上,就别想回连队。”
我当时既委屈又不好意思。心想一个团副政委陪我在操场上训练,再不努力,可太对不起他了,但腿刚好,又不适应这种严格的训练,就咬着牙,坚持练了两个钟头。下午,我的腿又肿了,但我还是咬着牙上操场训练。班长把我的腿有病,刚做过手术的事告诉了狄福才副政委。狄福才副政委一听,马上找到我说:“小李,不知道你的腿有病了批评你,向你道歉。你还是再休息几天,等腿彻底好后再训练吧!”
下连队后,我被分到狄福才副政委的老部下李凤奎区队。一天,他到我们警卫点检查工作,见面后他说:“小李,听说你最近在这里工作得不错,是吗?”
我说:“老政委,前段时间,我还作为连队骨干,被选拔到教导队训练新兵呢,可是我的组织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想不通呀!”
狄福才副政委一听,很郑重地说:“小李,你们教导员已给我讲过了。你要在思想上早入党,组织上现在正考虑你的组织问题呢!你可不能闹思想情绪,否则,我可饶不了你!”
我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就给他倒了杯开水让他喝。他那天情绪很好,几个警卫战士便围住他,让他讲过去在西柏坡的事。狄福才副政委喝着开水,说:“好,反正今天不忙,就给你们几个小伙子讲讲。”
大家一齐鼓起掌来。
狄福才副政委略一沉思,说道:“中央撤离西柏坡的时候,咱们警备团骑兵连100多人,护送毛主席进北京。当时中央机关分三批离开西柏坡。第一批是先遣队,第二批是中央首长,第三批是后卫人员和后勤人员。里边就有我所在的九连,任务是押送物资。我是受命到九连当指导员的,上任很匆忙。当时九连的一个副连长把清理出来的地雷用绑腿系上,扔到井里,想听那地雷的响声,就把头探到井口去,结果一声炸响,把他肠子都炸出来炸死了。连长呢,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把司务长给绑了起来,犯了纪律被撤了职。原指导员看连长的位置空着,非要当连长不行,他嫌当指导员麻烦,认为连长只管战斗训练,而当指导员还得讲话、写东西,这样我就被调过来当了指导员。
“我到九连没几天就准备进北京。我带领几个战士押送中央供给部的车辆,这些车辆都是破烂不堪的卡车,车上装的都是硬纸盒,盒内都是银元。到了保定兵站,已是夜里11点了,院子里的车停满了,我们的车只好停在路边的马路上。晚上战士们就睡在车上,以防那些银元丢失,那时候很艰苦啊。”
我们听着这样的故事,感到既新鲜又刺激,心里对老一代革命家更钦佩了。
到“五·七”干校后,狄福才副政委从大田排调到了牛班。他就住在牛屋里,每天照顾几头牛吃草。这些草要靠他到野地里去割,割回来还得铡,五十多岁的人,工作量是不小的。看到他天天辛苦劳累的样子,真有些心疼,便每天去帮他铡草,下雨天帮他放牛。有一次,我收工回来,路过一道土岭,这里到处都是矮灌木丛,狄福才副政委割了好大一捆草,他正趁着一个土垓子把草捆背起来,但试了几次,都没有背动,倒累得气喘吁吁的,我急忙跑过去,夺过他的草捆要背。他见我执意要替他背草,就提议说:“那就把草捆分开,咱们都背一点吧!”
我俩背着草捆往回走的路上,我看他满脸被晒得漆黑,加上活重,营养跟不上,身体比在北京明显瘦多了,双手都暴出大筋。我忍不住说:“狄副政委,你们都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为何还来干这么重的活?少干点就可以了嘛!”不料他一听,马上就严肃起来,说:“小李,干革命可不能讲价钱。在北京和在这儿,都是为党工作,都要掏出心来干。要记住,干革命要经得起任何风吹雨打。”
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直想哭,我说:“老政委我是怕你吃不消,身体落下毛病。”
他这才缓了口气,说:“不要紧,这比在延安时的情况好多了。”
狄福才副政委这种无怨无悔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我,后来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以少胜多,最后打垮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全国胜利,就是因为有了像狄福才副政委这样一大批能够为革命事业甘心情愿贡献自己一切的共产党人。每当想到这些,我常常自责: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组织上没有批准自己入党,看来还是有道理的。
我对他的照顾更细心了。每天晚上我都给他打好水,把饭送到他的宿舍,让他洗好后休息片刻,舒舒服服地吃一顿。其它比如洗衣服、打开水等琐事我全包了。有几天连队农活紧,他喂的牛有两天没有吃到青草了。我看他非常发愁的样子,就借一个星期天,偷偷跑出去割草,因想多割点,就走的离连部很远,中午也没赶上回来吃饭。一直到下午3点钟我背着一大捆草回来时,他心疼得批评我说:“太不注意休息了。”
尽管受了批评,但看到他因牛有了青草喂那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可真感到舒服。
邬吉成副局长病倒了,他仍然还要考虑排里的各项工作/我白天帮狄福才副政委割草喂牛,晚上照顾邬吉成副局长的身体,一连忙了一个星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终于使邬吉成副局长病倒了。邬吉成副局长是那种“宁让使死牛,不愿停住车”的人,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有一股拼劲。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田里干活,刚干了一会儿,我看他满脸直冒虚汗,走路都有点站不稳的样子,就急忙跑过去,扶住他问:“邬副局长,你身体不舒服吧?”
他摆摆手,又擦了擦了汗,说:“不要紧,可能是感冒了。”
我摸摸他的额头,烧得烫手,感到病得不轻,就执意要送他回去。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我的搀扶下,回到了宿舍。狄福才副政委也慌了,赶快让人叫来了医生。邬吉成副局长一回到宿舍,就烧得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啥也不知道了,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又开了几天的药,嘱咐让他静养几天。
他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晚上,我和狄副政委给他把药碾碎,搅在开水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喝下去,然后,我和狄副政委就开始铡草去了。狄副政委从前当过骑兵指导员,铡草内行,一下一下的,青草铡得很碎。我们俩铡完草又到邬副局长的病床前,他一见我们,挣扎着想坐起来。狄副政委忙把他按躺在床上,说:“老邬,好好休息吧,你病得可不轻呀!”
邬吉成副局长无力地说:“谢谢您俩了。”
狄福政委笑道:“谢啥呢!”我也说:“邬副局长,你安心养病吧!”
第二天,我在田里干完了活,又到了邬副局长的宿舍。只见邬吉成副局长躺在床上,发烧仍然没退。我看他的脏衣服扔了一床头,就把他的衣服包好,抱到一条河溪边去洗。衣服上都是汗渍、腻污,很不好洗,几件衣服洗得我满头大汗。等我洗完衣服,狄福才副政委已经回来了,割了好大一捆草。他洗好了手脸,就让
邬吉成副局长吃药。
吃完药,我说:“狄副政委,我帮你把草铡了吧!”
狄副政委说:“不忙,昨晚铡的草还有呢!”
没想到了下午,狄副政委也病了。那天晚上,我照顾他吃罢药,便去叫小赵,我俩把草铡完了后,已是深夜了。小赵回宿舍了,牛儿安安静静地卧在地上,悠闲地咀嚼着。我看着狄副政委已入梦乡,又怕他醒后有事找不到人,就趴在狄副政委的床头睡着了。
狄福才副政委的病好得快,第三天就好了,而邬吉成副局长的病拖了好多天,才慢慢好起来。一天,两位首长都能起床了,我正好碰到他们,心里特别高兴,就忘乎所以地开起玩笑:“我正准备给您们做花圈写悼词呢,没想到您们又出来了。”
狄福才副政委笑道:“在抗日前线,在延安窑洞,马克思都没有收留我们,今天,他能让我们去吗?”
邬吉成副局长拉住我的手说:“小李,感谢你呀!”
看到两位首长精神这么好,几天来压在我心头的忧虑一下子烟消云散。我高兴地在地上做了个武术动作,爽朗地大声笑起来。
随即止不住激动的心情,编出了一首诗,高声地朗读起来:
汗〓水汗水呀/辛勤劳动的汗水/我们光荣的“五·七”战士/用你的深情厚意/浇铸多少芬芳/汗水呀/辛勤劳动的汗水/青春的诗歌总是留恋地/在你身旁欢快/幸福地流淌/汗水呀/辛勤劳动的汗水/生命的音符在你怀抱里/尽情演绎着威武雄壮的乐章/晨曦初现/穿一身朝霞雨露的旖旎/我们愉快地开垦在无垠的田野/汗水播撒希望/骄阳似火/携一阵蓝天白云的喝彩/我们辛勤地劳动在南国的大地/汗水凝聚辉煌/渔歌唱晚/领一曲蝉鸣风清的颂吟/我们勤奋地学习在毛著的海洋/汗水收获力量
晚上,我办完事情,来到了邬吉成副局长的住室内,正好狄福才副政委也在,因他俩的身体都已恢复了元气,坐在床上谈起心来,俩人又说又笑,很是高兴。
我坐下后说:“两位首长今天晚上也没其它活动,请给我讲一个故事吧?”邬副局长说让你狄副政委给讲吧。我说:“邬副局长,听狄副政委说,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别人把你养大的,又是一个叫李培根的把你带到了部队,你打了好多仗,身上还有几处伤疤,请你给我讲下你的这个真实故事吧。”
邬副局长心里高兴,又经不住我的死缠,于是慢慢地给我讲了起来:
我出生于1927年,出生地在山西省忻州专区的神池县,依我后来知道的情况看,我当时的家庭成分,应该算是个乡村贫民的水平。
据说我们邬姓族人的祖籍是河南的偃师县,大约在明末清初,向北边迁徙,到了山西省河曲县五花城一带,多数邬姓人都定居在这里。后来,有两个邬姓兄弟,离开了河曲的族人,辗转到了东边四五百里的神池县。老大定居在神池县的铁老娃,老二则跑到了神池县东七里的荣庄村落脚。
这位在荣庄村落脚的老二,就是我们这一支邬姓家族的祖先。他被荣庄村的一家招赘为婿,生了7个儿子。据说在这7个儿子中,最小的老七力大无比,曾从5里外的温岭村,把两只石狮子拎回了本村。还听说他曾打死了一只凶猛的老虎。但不知是犯了什么家规,这位打虎英雄死后,没能葬在邬家的坟地中。
我的直系祖先是七兄弟中的老四。我的曾祖父叫邬生云,除了名讳和他生下的老二邬福林是我亲祖父之外,我对他的一切均不知晓。我后来听家乡的亲戚说,祖父曾在西安考取过举人或秀才,后回到县里以教书为生。
我父亲叫邬德仁,主要以经营小生意和种地为生。因为他有点文化,所以能帮人家写写打官司的状子,在法院兼作作书记什么的,应该说生活尚可吧。但后来他因闹肠胃病,抽起了大烟,36岁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生母姓周,但我对她毫无印象,因为她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父亲又娶了一位妻子,即我的继母。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几乎前后脚撒手人寰。
继母带着她亲生的女儿改嫁,我的亲姐姐被送到人家作童养媳,我则被父亲的两个堂兄接去轮流抚养。当时情景的凄惨,正像老话说的“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也是后来听说,我父亲临终前曾对我的堂伯父说,要把我送到宁武县的“延庆寺”出家当和尚,堂伯父说我是父亲一支的独苗,要保香火不能出家。在他的坚持下,我才免去了终日与青灯木鱼相伴的生涯。
在堂伯父和堂叔叔轮流收养我的日子里,年小力薄的我就开始学干农活,如打打土坷拉,站在牲畜拉的钉耙上整地,放牛、放羊,给牲口打草等等。我印象中在堂叔叔家时,过得还是不错的,活计比较轻,吃得也比较好些;但在堂伯父家情况就差许多。
堂伯父家孩子多,负担重,家境不如堂叔叔家宽裕,我想大概就是因此导致了他的脾气很坏。别说奢望从他那里得到像生身父母那样体恤温存了,每逢他稍有不顺心的事,我便成了他的撒气筒,开口就骂,动辄就打,此刻的他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恶魔。
有好几次,我因忍受不了他的虐待,逃到其他亲戚家躲避。但在这些亲戚中,关于我的事情只有堂伯父说话算数,最终都得由他做主,所以我最后还得回到他那里。
1937年12月的一天,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堂伯父大发雷霆,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的脸部身上多处出血,于是,我逃了出去,决心从此再也不回他的家了。神池县属于雁北高寒地带,隆冬的夜晚,温度在零下20多度,滴水成冰。我冻得不行,就钻到一个姓郝人家的草垛子里挨了一夜。
第二天,姓郝的人家发现了草垛子里的我时,我已经被冻僵了。他们把我领到他们家,给我吃了热饭,喝了热汤,我才缓过来。前一天晚上,郝家恰好住进了两个当兵的,他们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后,就说跟我们当兵去吧,不要在家受罪了。我已决心不回堂伯父家,当日上午,就随他们一起离开荣庄村,当时的我只有11岁。
两个当兵的带着我到了神池县的一个大镇——义井,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麾下的第35军,他们在太原弃守后撤到此地,两个当兵的就是35军的下层军官。因为我年纪太小,没法扛枪打仗,就暂时给了我个勤务兵的差事。
不久,35军调往绥远,部队觉得带着我这么个干不了什么的勤务兵,实在是个累赘,就打发我回家。此刻,我那里还有什么家呀!就在神池城郊漫无目的地流浪,几天都没有吃上一口饭。
一天,我流浪到县城西南的大阎别寨村,由于饥寒交迫,又困又累,就倒在一个叫李培根的人家门洞里昏睡过去。李培根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19团的一个连长,此刻正探亲在家,并捎带着在家乡招募一些新兵扩军。
李培根经过询问,得知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本打算将我收留在他家,因为他也觉得我太小,当兵不合适。然而,我从李培根那里得知,他所在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军队里不打人不骂人,和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觉得若能在这样的军队里多好呀,就坚决要求参军。他经不住我死缠,只好把11岁的我带到了他所在的部队,那是1938年的2月。从此我正式开始了军人的生涯。因为年纪太小,我还是当了一段勤务兵。三个月后,团里组建司号排,我继而成为一名司号员。
第四纵队19团,是1937年10月由晋北几个地区自卫队合并组成,几经扩展后编为游击7团。游击7团的许多营、连干部,来自共产党的部队八路军120师,如参谋长刘忠,营长蒋占奎、王金文,政工干部于之、梁金龙等等。游击7团后来划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建制,改称203旅19团。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表面上挂着阎锡山的牌子,实际上是基本为共产党掌握的、由广大抗日群众和进步青年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但是其军事指挥员中,旧军人的成份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人旧军队的意识相当浓厚。像体罚和打骂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