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山下我的家
一腔血泪诉春秋

(1)日本侵略者欠下我家的累累血债
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把他的侵略魔爪伸向了我国。“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灭绝人性地采取烧、杀、掠抢“三光”政策，百般欺凌中国人民，使成千上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我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日本侵略中国时，受害中国人的一个缩影。
1942年春天，由于天公作崇，久不下雨，伏牛山区土地干旱的裂口板结。到了秋天，祸不单行，蝗灾又向我的故乡袭来，庄稼颗粒不收，饿殍遍野。1944年4月初，日本鬼子打到了郏县，占据了郏县大部分地区。4月11日下午，我年仅十三岁的父亲，随我祖父和乡亲们一起上寨墙惊恐的朝东张望，只见十里地外，一片尘土飞扬。阵阵轰鸣的坦克声和“突突”的炮声清晰可辨，并不时传来“叭、叭、叭”清脆的冷枪声，一架日本飞机在东南方向上空飞旋，发出尖厉刺耳的怪叫。“鬼子要打过来了！”乡亲们异口同声，在一片混乱和哭喊声中，我祖父母含泪告别死也不愿离家的老祖母，携着我父亲兄妹四个同乡亲们一起背着铺盖涌出赵庄向北逃奔。当夜住进了张李槐村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孩子们带出来了，老母亲在家平安吗？我祖父一夜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早，祖父打发我的父亲和我二姑(时年八岁)回家叫我老祖母来一同进北山避难。谁知鬼子在那天夜里就进了村，父亲将我祖父交代的话告诉老祖母，老祖母死活坚持不出家门。无奈父亲和我二姑抹着眼泪走出家门，他俩偷偷溜出东寨门，往北走了不到一里地，后边两个鬼子骑马追来，一直追到北大坝，一看是两个小孩子，才“哇啦、哇啦”叫着掉头走开。父亲和二姑吓得腿也抬不动，过了好一阵，才颤抖着跑到张李槐村。见了祖父就如实相告，可祖父念母心切，随即又带着我父亲回家。他们赶到村边，看见鬼子兵在寨墙上放哨，急转身向北奔跑，不料被鬼子兵发现了，在寨墙上嗷嗷叫着顺寨墙追赶。我父亲看我祖父脚步慢，几步跑在前边，顺麦垅朝前跑，跑有二十来丈远，这时“叭”的一声，鬼子开枪正射中我祖父的后背，我祖父应声栽在麦地里，父亲回头看时，祖父已不会动了。
父亲爬到祖父身边，一眼看到我祖父肚子上起了个大泡。祖父一边用手紧捂枪眼，一边痛苦地对父亲说：“你去告诉你娘，我不行了，我是死在鬼子手里，你长大后要替我报仇。你赶紧想法跑吧，不要管我。”我父亲擦着泪，顺麦垅绕道跑出来，一路跑到了张李槐村，见到了我的祖母，竟说不出话了……
祖母带着我父亲和我三个姑姑连夜赶到祖父身边。祖父已含愤死去，身边淌着一摊血，面对如此惨景，他们哭得死去活来。当时鬼子是刚进村，巡逻的又紧，不能看着祖父暴尸荒野啊！而祖母身边仅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连掩埋尸体的力量都没有。万般无奈，祖母咬了咬牙，顾活不顾死，又连夜含泪告别我祖父，带着儿女们进了北山。
半月后，听说鬼子走了。祖母便再次拖儿带女从北山赶回来，回到老祖母身边。这时，祖父尸体已经腐烂，兵荒马乱时候，又不好举丧，我祖母和乡亲们一起把我祖父掩埋了。
老祖母得知儿子暴死惨景，悲愤交集，一病不起。那年月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老祖母躺在床上没几天，最后叫着我祖父的名字咽了气。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我祖母为了我父亲这棵李家的独苗和眼前我老祖母的丧事，央人说合，忍痛将我年仅十五岁的大姑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草草掩埋了我的老祖母后，悲愤交加的孤儿寡母又开始踏上了茫茫的乞讨之路。
那年月天灾兵祸，颗粒不收，要饭要来的糠菜树叶根本填不饱肚子。当时我六岁的三姑整天饿得哇哇直哭。
一次，我祖母带着我父亲在一个小山村里讨饭，让我二姑引上我三姑去另一道沟里要，到了天黑回到住地，我二姑哭着说：“小妹妹躺在南沟的大石头上不起来，我背不动她，只好一个人回来了。”祖母赶紧和我父亲带着二姑一起去找。见到三姑时，三姑已经浑身冰凉，口吐清水，早死了，祖母呆坐在惨死的小女儿面前傻了一般。第二天一早，祖母带着我父亲兄妹二人，将我三姑尸体塞进一个小石洞里，用捡来的石头封了洞口。母子三人站一洞前怔怔地呜咽了半天。中午，父母兄妹二人搀扶着我的祖母，到山泉边洗了一把脸后，又到附近村去要饭了。短短的两个月，一个好端端的七口之家，便剩下了三人：我祖母、父亲和我二姑。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同命相连。当时年仅十岁的母亲和她刚满七岁的妹妹，不足三个月的小弟弟随父母亲的一辆小推车到郏、襄县一路逃荒要饭。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过来了，外祖父、外祖母想着过了四月，再有一个月也就麦天了，我们还是要着饭往回走，路上捡点麦子好往家里送。
四月初讨饭到郏县东十里，听说鬼子已经打过来了，坦克车在前，后边还有马队。夜晚在一个村上住下，第二天当地人留住我外爷不让走，原来那地方流行瘟疫，村上死人很多，让我外爷给他们埋人，外爷在那里耽误了一天，当天趁着夜色苍茫仓惶逃跑了。
早上，在一个村子里要点饭急急赶路。外婆抱着不满三个月的小孩子坐在小推车上，我母亲和我的小姨在后边跟着。到了下午，走了将近一天的小姨哭喊着肚里饿，走不动，跌倒路旁起不来了。外爷停住车，将小姨抱到车上，咬紧牙关往前赶路。晚上，住在一个村东头的菜棚里，我小姨发烧不睁眼，我外爷也感到浑身困乏，坐下去竟起不来了。刚好路边一个外乡人略通医道，说我小姨的病用被子盖严实，发发汗就好了。说我外爷得的是羊毛疔，需用破碗块划破肉拔拔火罐就没事了。我外婆如法炮制，不料前半夜把我小姨盖在地铺上出汗，用碗块划破我外爷的肉出了点血，借了个茶缸，拔了拔火罐，后夜掀开被子一看，我小姨竟死去了，全家痛哭一场，尔后把我小姨扔到村东头的野地里。我外爷拔了火罐后好了许多，浑身轻快了些。但还是走不动路，无奈在菜棚里住了三天，白天母亲和我外婆出门讨饭，把好一点的饭菜带回让我外爷吃，晚上回到菜棚里给我外爷调治病，侍候在外爷身旁。
这时，日本鬼子已在郏县城安营下寨，在菜棚里就能听到炮声，看到飞机在天上转，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无奈外婆捎信到我老外婆家(外婆的娘家)让来人接。
四月初九离开菜棚上路，走到村西头时，外婆想起怀中的儿子，解怀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儿子已经死了。我母亲接过可怜的小弟，抚摸着他的小脸，揉搓着他的小胳膊，没有唤回一点气息。我外爷唉声叹气的对我母亲说：“南边有个土坡，甭叫你娘去了，你抱去扔在那里吧。”我母亲依顺外爷的吩咐，将我唯一的、未成人的舅父抱着慢慢地送到小土坡上，将他放在一片干净的荒草地上。我外婆外爷在路旁等候，我母亲安放好小弟，慢慢地回到父母身边。刚一站稳，猛地又扭头向小土坡跑去，母亲依恋不舍小弟的骨肉深情。她踮着轻轻的步子，又回到我舅舅的身边，她仿佛看到小弟睁开双眼在草地上“咯咯”地笑着。然而我的舅父仍然一动不动的，紧闭着双眼倦怠地蜷伏在小土坡那杂草丛中。这时，外爷和外婆也赶过来，在舅爷死去的地方，母亲和我外爷外婆整整呆坐了两个时辰。当日头快落山时，西边路上匆匆过来三人，走近一看，原来是我舅爷一路来接他们的。我外婆一看到兄弟，百感交集，向我舅爷哭诉了前情。舅爷最后擦着眼泪劝慰说：“兵荒马乱的，咱还是赶快回家，耽误在路上还会出事的。”于是，我外爷上车，舅爷推着小车，外婆和我母亲在后边跟着连夜走到鸡叫头遍才赶到家。
4月11日早到家后，外爷的病日见好转，这时日本鬼子一窝蜂从郏县开过来，外爷未来得及跑走，日本鬼子就进了村。第二天一早，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力。外爷抓走了，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和外婆两人怎么生活。深夜，我外婆在哭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情况下，只好带着我母亲逃到北山根娘家。迫于生计，我舅爷托人将我外婆送到纸坊街一财主家做饭，只让吃饭，不给一分工钱。
日本鬼子打到纸坊街后的一天晚上，这家财主带着家眷北逃避难。财主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需夫人骑马逃走。可夫人不敢骑马，财主就逼着我外婆抱其子骑在马上，由仆人们护着拥出了北寨门。一出寨门，被几个手持长枪的日本鬼子截住，他们一齐上去，将我外婆从马上推下来，一枪托将我外婆打翻在地，抢走马匹和随带行李，拉走随行的仆人，外婆趁乱，躲在一堵墙后，尔后连夜一口跑到娘家。此时正是大半夜，舅爷全家正待上路进山，恰好外婆跑来，母亲拉着外婆的手和众乡亲一路到天明跑到大峪的一道山沟里。
山沟里稀稀拉拉住着七八户人家，在那里讨点水喝喝。在老乡们的指点下，中午赶到了一座大山上，山后一个大石洞，一丈多深，这时，已有许多逃难的乡亲往洞里赶，舅爷带着母亲和我外婆及她全家也随着慢慢往洞里爬。有个老太太有六七十岁，一不小心失了足，摔到洞底，腿也摔出了血。当时无医无药，外婆让母亲帮助把她扶进洞底宽敞处，为她包扎伤口，老太太忍不住痛，哭喊不止。有个人走上来厉声说：“不敢哭，要让日本鬼子听见了，咱都不能活。”洞的空间很大，舅爷他们进到洞里时，已有几十个人躲在这里，再往前走几十步，从石缝里还能看见天。我母亲和我外婆就将那老太太移到宽敞透明处，让她看看光明，以缓解她的痛苦。就这样，逃难的人们在山洞里熬了四五天，最后出来时，那老太太仍无人照管，舅爷就把那老人搀出洞口，打发人给其家里捎了信，直到她家里来人将老人接走，舅爷和我外婆她们才动身。自此，我母亲全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整天过着吃不饱，穿不暖这种四处流浪的逃难生活。
那年月，我父母和全国大多数穷人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2)一封加急电报，我请假从中南海回到家里。在伏牛山下，我轻松地将罪犯擒获，一个危险的阴谋胎死腹中
1974年深冬，一天夜里忽降一场小雪。早起，母亲和往日一样天不亮就起床忙碌。打开屋门，一股寒风迎面袭来，眼前一片银白，母亲打了个寒颤。“啊！夜黑下雪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走出屋门，仰天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深身感到异常轻松。院里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母亲高兴地去开了大门，却不知什么时候在大门外站着个三十多岁，身着军大衣的陌生人。那人见母亲开了大门，不慌不忙迎着母亲，沉稳地说：“大姐，我不会走错门吧？您是我的亲姐姐，小名叫密。”母亲被这陌生的面孔、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住了神。少顷，母亲镇静地说：“同志，你认错门了吧？快，进屋里，先暖和暖和。”那人听到母亲的回答，慢悠悠地走进大门，左顾右盼，然后说：“姐，我不会认错人，您就是我的亲姐姐，我是您的弟弟李志成。姐姐，这不是梦，是真的，您的弟弟还活着。”来人说着竟潸然泪下。走进屋里，母亲给来人让坐后，忙叫起我的父亲。来人见我父亲起了床，忙向前奉承说：“虽然没和姐夫见过面，但早就听说姐夫是村干部，长相漂亮，心也好，对我姐姐和孩子们照看的很周到。”
我父亲慌忙应付着。母亲这时的心里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一边安排着父亲陪来人说话，一边接话说：“看我一个女人家也不会说话，你听了别见怪。我爹娘就我一个闺女，我一个小妹、一个小弟从小就死了。几十年了，你咋说你是俺的弟弟呢？俺就那一个弟弟，不足三个月的时候，为躲避日本鬼子俺娘抱着他在郏县就死了，那时我都十来岁了。当时父亲害着病推着小车，小弟死在俺娘怀里，是父亲叫我送的小弟，我最清楚。小弟眼睁睁死了，我当时放下小弟弟，他胳膊都僵硬了。我用手指掰眼都掰不开，浑身揉搓几遍都揉不醒。就那我还不死心，走到爹娘跟前，过了一会儿我又拐回去，心里总是想着他没死，拐回去又看看，死了就是死了，啥动静也没有。我和爹娘在路上整整停了半天，日头正南停到日头傍落。这事几十年来我记得最清楚，你咋说你是俺弟弟呢？再者，我听你说话，也不像咱这里人，今儿个咋叫我这样糊涂呢？”母亲唠叨着，来人几次想接腔没接上。这时，他揉红了眼睛哭着说：“我的亲姐姐，这事你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世上的事无奇不有，那年你的小弟弟确实还活着，要是真死了，今日你咋能再见亲弟弟呢？你今年四十六岁，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我十七岁到连云港当兵，当兵前家里父母都在，在部队服役八年，后来提了干。在部队我和我们师长的女儿结了婚，我现在是在兵工厂工作。去年春节前回家探亲时，‘父亲’已去世，只剩下‘母亲’一人，说起往事‘母亲’终于吐露了真情。说我原本是她从郏县的一个荒坡上捡来的。是她走娘家时，听村里人告诉她，老汝州东三十里张村有一个姓李的，昨天在南坡扔下个娃子，哭了一夜。”“当时我那父母亲年愈四十，母亲不会生育。她听说后一边急忙安排人去叫我父亲，一边自个儿跑到坡上。果然听到远处有小孩的啼哭声，寻着哭声找到我时，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母亲将我抱着在村东头的破庙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父亲赶到。”我父亲听得出神，过了半晌，他才问：“你家住在哪里？”那人擦擦眼睛，看了看我母亲，再看我父亲时，从嘴里迸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我现在还不能说，以后我会告诉您。”我父亲本来听得很有兴致，但这一句话弹住了他脑子中常常绷着的那根弦。父亲接着询问道：“你所在的兵工厂距咱这远吗？”那人回答说：“那远的很，离咱家几千里。”父亲问：“那岂不是出河南了？”那人随口答到：“当然啦！”母亲接着问：“你外婆家是郏县？啥乡啥村？我看你可不像郏县人。”那人说：“我就不是郏县人，我是临汝县人。我是您弟弟，咋会是郏县人？”母亲说：“我是说抱你回去那一家。”那人说：“姐姐，现在先甭提那些，以后我会告诉您。”“说到底你没有把我们当亲人嘛！你只管口口声声姐长姐短，我看这事有蹊跷。”父亲不悦地说。那人听我父亲言中有刺，急辩道：“因为我是军人，有些话不是不给你们说，只是因为军纪很严，您们不该知道的，不要难为弟弟了。”父亲说：“家在什么地方难道还要保密吗？”母亲接着话头说：“部队纪律严，我知道，你不说我们也没问这必要。我那弟弟不足三个月就死了，我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你说的事肯定打差码了。现在国家形势很复杂，谁也看不透谁心里在想啥，我看你还是再到别处找找看吧！”
那人见我母亲直言不讳要他走，慌了神：“姐姐，我千辛万苦找了几十天，好不容易咱姐弟才见了面，你就忍心不认弟吗？”母亲又说：“你认错人了，赶紧走吧！”父亲推着母亲说：“赶紧做饭，大冷天让人家吃罢饭再走。”母亲说：“吃罢饭再走也行，但那事甭提了。再说，那是假的，我不信。”说罢，走进厨房去了。那人也同时走到门外，用手弹着落在军大衣上的雪花，对母亲说：“我走了姐，我还会回来的。”父亲慌忙拦住他说：“吃罢饭再走不迟。”母亲出来拽着父亲的衣襟示意别拦了。那人一步一回头的走出大门。母亲关上大门后，斥责父亲：“你呀！当真了？”父亲说：“我咋听咋看都不真，可这是你娘家的事，我能咋说。”母亲说：“我看这不是关系到我娘家事那么简单，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弄不好是冲着你儿子来的，会不会关系到国家大事也说不定，反正我看这几天咱俩都得小点心。”
母亲的预料是准确的。在和那人交谈时，母亲的脑海里就一直为在中南海大院里做警卫工作的大儿子转着圈。这个不速之客是不是冲着我儿子来蒙我，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呢？如果是，他不会轻易善罢干休的。
中午，母亲一直悬挂着的心还未放下，只见我过继的舅舅气喘吁吁地跑来，进门就说：“姐姐，这千载难逢的好事，你是咋想的？”舅舅走进屋里，我母亲不等舅舅再张嘴，就问：“那人你知道了？”舅舅说：“甭管我知道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世上这事无奇不有，兵荒马乱的时候，人死死活活是常事，他辛辛苦苦，东打听西打听，大老远来认亲还不够？你俩咋待人家来？”
“甭说了。”我母亲打断了舅舅的话。正色道：“那是假的，我心中明白，咱可不能看他说的有来有去的，就蒙住眼睛想好事。”不待母亲说完，舅舅扭头就要走，父亲拉住送到门口。舅舅说：“这也不是我啥急事，认不认由你们，我不强当您这家。”
第二天上午，北乡我舅爷从几十里外跑到我家，又和我母亲商量“认亲”大事。舅爷听完母亲述说，对我父亲说：“这事我看密(母亲名字)说的也对。丙需在中南海做保密的警卫工作，这年头社会复杂，这人怕是有来头，我看就先给丙需去封电报。他见识广、觉悟高、眼睛亮，让他一来可以拿个主意，二来也有个防备，我们也就好对付啦！”
因为事急，我父亲中午便骑自行车赶到纸坊邮电所，向北京发去了一封加急电报。第二天一早，我在中南海从通讯员手中接到了那封“加急”电报，电报原文只有六个字“家有急事速回。”家里出了什么事？当时我归心似箭，随即向部队请了假，简单做了些准备，于当天上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很快，第二天上午顺利到家。此时只见我舅舅正陪着一个陌生人在屋里谈话，看到我他忙迎出屋门，给陌生人介绍说：“这就是咱外甥，在部队工作。”此时此景，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迟疑间我舅舅对我说：“丙需，你不记事，这就是过去丢在外面的，你的亲舅父。现在是个大干部，在兵工厂工作，你们以后互相依靠干大事，我们……”话未说完，母亲走进屋里，对舅舅说：“叫丙需坐椅子上歇一会儿。”
这会儿我无意中瞥见面前这位陌生“舅父”那狡黠的眼神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好像在说：面前的这位中南海卫士被我俘虏了。此时，一个军人特有的警觉告诉我，要提高警惕！早在小学念书时，就听母亲说过，我唯一的一个亲舅父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不足三个月就死在郏县的逃荒途中。现在面前的舅父是真的么？父亲的电报是否正为此事？父母亲的态度又是如何呢？对此我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一定要慎重、沉着。快吃中午饭时，母亲将我喊到西厢房，用沉重的口气轻声对我说：“他不是你舅父，你不要上当。你要注意观察他的动静，有啥情况早告诉我。”吃中午饭时，我一直审视着坐在我对面上首的“舅父”的言行举止，我从其谈话中确认，他不仅不是我的亲舅父，倒像是人乔装打扮的、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危险人物。于是，我本能地把握着自己的对话，强行压抑着我年轻气盛的冲动思想。
下午，我和母亲交换了意见后，由母亲到公社武装部报案，我在家里逢场作戏地应付。当他提到“你去北京一定把我带去，到中南海观观光”时，我也就随口应付说：“可以，可以。”我原以为凭自己的智慧稳住“舅父”，不料天快黑时，舅舅向我辞行说：“丙需，你今天回来了，你舅父和你见面说这半天话很高兴。你家浅房窄屋，你回来后，今晚上我们在这住不下，我和你舅父到俺家住，到明天再来。”因舅舅的话出于实际情况，我们便不好挽留。再说张村到赵村也不过五里地，我应该能控制住形势，于是，就同意了舅舅的意见，送他们去了张村。刚刚报案回来气喘吁吁的母亲告诉我，刘三保部长讲这样的人不可信，说不定是特务一类的，想搞破坏。他叫我们要想法稳住他，别让他跑掉。
第二天早上，公社武装部一辆北京吉普车开进了我家，我急忙出来迎接。刘三保部长和两位工作人员走下车门，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急切地问：“那人在屋里么？”我把情况简单地向他们做了汇报后，随即一同坐车至张村，到我舅舅家时，那人早已离去。听妗妗说，昨夜他向正北方去了，现在不知是否到你北乡舅爷家去了，你们赶紧去看看。
顿时，我浑身冷汗直冒，看来此人要溜掉。我们驱车急速赶到北乡舅爷家时，舅爷说：“他今天根本就没来。”舅爷琢磨半晌，忽然又说：“他一定是到伏牛山脉大峪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了，那个洞我去过。”刘部长和我商量怎么办，我坚定地说：“快追。”
上午10点的时候，我们的车很快驶进了伏牛山脉大峪的一个山岭下。在我舅爷和一位大队干部的指引下，我们六人向山腰上的一个山洞攀去。忽然，舅爷喊了起来：“丙需，快看，那家伙跑了，在那边。”只见离山洞大概二百米远的地方，那人朝北面山下仓惶逃窜。我掏出手枪，向他逃跑的方向打了两枪，清脆的枪声响彻了伏牛山脉的大小山岭。
那人听到枪声，先是顿了一下，接着更加拼命地向前逃跑。我对刘部长说：“你们随后，我先追。”片刻功夫，我就追至他身后二十余米。我边追边喊，“站住，否则就开枪了。”那人充耳不闻，一个劲地向前跑，但他如何跑得过我这个特殊训练的中南海警卫战士。很快，我急速追到他背后，猛提一口气，腾身跃起，一脚踹在他后背。那人闷哼一声向前跌去，摔了个狗啃泥。但他反应也极快，刚一着地就迅速地弹起身子，仗着他身材高大，一个“黑虎掏心”夹着劲风向我当胸打来。我双手一错一分，化解了他的力道，紧接着一个右勾拳，打在他下巴上，顿时他满嘴鲜血直流。
 “哼！不过如此。有什么本事，你尽量使出来吧！”我大声吼道。“丙需，要不要我们帮忙？”刘部长和两个工作人员这时气喘吁吁地赶到。我回过头说：“不用，对付他绰绰有余。”就在我说话分神的刹那，那人趁我不注意，一记重拳打在我的右胸，跟着一脚向我小腹踹来。“你这是找死。”我怒不可遏，左手接住他的脚，向上一抬一推，脚下螳腿全力扫出。因为我使足了力气，这一腿将他打出五六尺开外，跌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但是，他仍不罢休，还要做垂死挣扎。忽然，我只见眼前一亮，他的手上多了一把七寸来长的匕首。“丙需，小心，他手里有刀。”刘部长嘱咐道。我冷静了一下，朝那人说：“你乖乖束手就擒吧！今天想从我手里逃跑，你简直是做梦。”那人输红了眼，握着匕首凶狠地往我胸部刺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看清来势，急闪身飞起一脚，只听“哎哟”一声，这一脚正中他的手腕，将匕首踢出两丈多远。不等他喘气，我又一脚重重地印在他心窝之上，他“呯”地一声倒在地上。我走上前去，将他擒住。刘部长上前一步，咔嚓一声给他带上了手拷。抓获了这个蒙着“舅父”面纱的人，我们三人都松了一口气。刘部长说：“好惊险呀！”我说：“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下午，我们将那人押到县城，扭送公安局。刘三保部长将此事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了公安人员。得知我是特地从中南海的岗位上抽身回家处理此事时，县公安局的领导和同志们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随后，局领导做出决定，连夜突审罪犯。天黑时，我与刘部长他们乘车返回了家里。
事情进展得很快。次日下午，刘部长便亲来到我家，将县公安局审讯的结果告诉了我。原来，经过审讯那人是南阳人，曾加入过反动组织。他此次冒充我舅父，目的竟是想让我把他带入中南海，然后伺机制造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至于什么样的大事，他绝口没提。他清楚自己如果交待了，无疑只有死路一条。那么他是如何得知我曾经有一个死去的舅父，又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的呢？刘部长说，罪犯通过长期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处心积虑，最后终于找到我家家史上的那段空子，便钻了进来，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没料到自己的阴谋这么快就被识破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刘部长临走时，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丙需，什么时候回北京？”我回答说：“明天就要归队了。谢谢刘部长，这件事麻烦您了。”“不对。”刘部长说：“你为国家和地方除了一害呀！我们应该给你记功，应该感谢你才对。回去后请你转告家乡人民对毛主席以及中央首长的真挚问候。”
第二天，我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我可爱的家乡，踏上了回京的列车。归队后，我将这段惊险离奇的故事，如实地向汪东兴首长做了汇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你做的很好，不愧是八三四一的警卫战士，党和国家没有白白培养你。”
好险呀！这段惊险离奇的故事，发人深思。坏人利用几十年前的事，绞尽脑汁，想歪主意。如果没有父母对国对家的高度警惕性和责任心，意想不到的灾难将降临在我的家里，甚至危及中南海，给党和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给我个人的警卫工作带来极大的不利，使我在中南海继续做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愿望就会难以实现。

(3)日军血洗我家乡罪责难逃
1995年8月14日上午10时许，我从汪东兴首长家里出来，回到中央档案馆的住处。原在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老同学，现在中央档案馆任处长的王根广同志，穿着汗水浸透的汗衫来见我。老学友见面彼此寒喧几句后，盛情邀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叙旧，我高兴地应邀前往。走进办公室，一眼望见在中央档案报社任社长的崔满仓老战友紧绷着脸，正在伏案翻阅文件。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他忙放下手中案卷给我打招呼。几句简短的问候，王根广的话锋转入了正题。原来，他们正在整理日军侵华时期的罪证和抗日材料。王根广指着书案上摊开的一幅幅照片，一摞摞史料，满怀激情地说：“这就是日军侵华罪证，我们现在正在专题整理，通过声讨日军侵华罪行，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和人穷就是挨打的道理，记住伟大的导师列宁的教导‘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崔满仓战友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接着说：“我从你的回忆录中看到日本鬼子侵略你家乡的罪证材料，请你利用方便时间，搜集一下日军侵华期间在你故乡的罪行材料和国民抗日的情况素材提供给我们。”我当时一边听着他俩的谈话，一边看着那一幅幅照片上呈现出日本鬼子残杀我同胞兄弟的惨状。听着两位战友谈到这里，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对他们说：“我的爷爷就是被日本鬼了活活枪杀的。日军侵华期间，我的家乡活跃着一支抗日部队(皮徐支队)，司令员是皮定均，政委是徐子荣。临汝县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当时，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大峪一带深山里，日本鬼子只要听说皮司令，就丧魂掉胆，屁滚尿流。”我爽快地对两位表示，请两位放心，回去后抓紧时间办好。
因为近几年我一直从事民众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这个任务是重大的，是唤起国人爱国保国不受外强侵入的爱国义举，我乐意干。
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首都各届举行纪念活动，我和几位老战友相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
1996年10月，我受王根广和崔满仓两位老战友的委托从北京到汝州(原临汝县)后，同汝州市退休老干部张聚申等同志一起，前往汝州市陵头乡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塑像，又和汝州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前往汝州市风穴山烈士陵园，回顾了七位烈士当年同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事迹。
接着，我们又一起乘车来到了大峪抗日烈士墓地，采访了当年受过日军摧残的群众、参加过同日军作战的抗日战士、大峪一中及二中的教师，并认真查阅了中共汝州市委党史委编印的《中共汝州市历史大事记》。我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无比痛恨和对大峪革命根据地无限热爱的激情，夜以继日地编写出了《日军血洗我家乡罪责难逃》和《日军欠下我家的累累血债》等材料，报送给了王根广、崔满仓两位战友。
时间过的好快，转眼之间4个春秋一晃即逝。2000年3月16日即农历2月初3，55年前的今天，正好是日本鬼子第三次血洗我家乡焦村，皮定均司令员带领秦广善、秦二柱等同志所在的抗日部队同日本鬼子英勇战斗的难忘日子。一大早，我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纸坊乡张楼村曾帮助过皮定均司令员抗日的退休老教师王恒志，一位是纸坊纸邢村焦富之同志，焦富之同志当年在大峪区地方武装区干队队长秦广善部下任分队长。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受他俩的邀请来到了大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天的参观活动。
我们先参观了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当年同日本鬼子战斗过的地方石界岭、茶壶盖、擂鼓台等地。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大峪乡刘窑村伤残军人、皮司令部下秦广善区干队队长的亲侄秦二柱的家里进行采访。采访时他的爱人郭转，长子及孙儿在场。他住的是两间瓦房，国家每月给他补贴一百多元钱，现在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以放羊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他撩起裤子，指着腿上的伤痛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日本鬼子枪杀我时，没有把我打死留下的痕迹。”
随即，秦二柱、焦富之、王恒志三人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无比愤恨，含着眼泪向我控诉了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回忆了日本鬼子三次血洗我家乡焦村(焦村原属纸坊乡，距我家10多华里)的惨景，并怀着对皮定均司令员的无限怀念之情，详细回顾了皮定均司令员带领部队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的事迹。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用飞机轰炸我县人民，烧、杀、掠抢大峪抗日根据地的惨景，皮司令带领部队及民兵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的战斗场面，皮司令平易近人、关心群众、艰苦奋斗的形象，像电影镜头一样重新闪现在我们的眼前。
1944的夏季的一天夜里，皮定均司令员带了两个警卫，来到秦二柱家里，找他的叔父秦广善研究工作。二柱主动给皮司令搬凳子、倒开水，他当时并不知道皮司令是个什么人。皮司令问广善：“这小鬼是什么人？”秦广善说是我的亲侄儿。皮司令说：“那好，就让他给我当个通讯员吧！”秦广善书记叫住二柱说：“二柱，要绝对保密，这就是皮司令。以后有情报就由你来传送，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否则会被砍头的，去吧！到大门外边站好岗。”皮司令身材高大，身穿一件灰上衣，腰插手枪，那英勇威武的形象给二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皮定均司令在大峪抗战期间，秦二柱就不断跟着为他送信、传递情报。后来，在南下的征程中，皮司令给他配了一匹马，一支小手枪，还有两个勤务员也归他负责。他叔父秦广善和皮司令之间来往的情报都由他直接传送。